田壮壮 | 第五代导演的沉浮
要是没有《蓝风筝》，不知道田壮壮会取得多高的成就;但因为有《蓝风筝》，田壮壮就足以在中国电影史中有一席之地。
导演田壮壮
完美生活
1952年，他出生于北京一个电影世家。父亲田方既是演员，又是文艺干线的领导，曾参与组建北京电影制片厂，并出任首任厂长，后来又担任电影局的副局长。母亲于蓝是著名演员，代表角色有《烈火中永生》中的江姐，1962年入选了“新中国22大影星”。与田壮壮相似出身的还有陈凯歌，两人同岁，后者的父亲是北影厂的导演陈怀皑，以拍戏曲片见长，从小就教他诗词。陈凯歌后来喜欢拍古典题材，就是小时候中毒太深。不过，田壮壮的父母来自延安，兼有革命家的身份，而陈凯歌的父亲是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
“文革”时期，田方和于蓝都受到批斗，下放劳动。家里也被红卫兵给抄了，只留下一堆书。田壮壮一头扎进书里，阅读了大量名著。同时，他还学会了一件事——抽烟。1968年，他从北京十三中毕业，被派往吉林镇赉县插队。陈凯歌到火车站送他，塞给他两包中华。远处的于蓝看见了，有些惊讶，也有些伤心。其实之前，田壮壮还去看望了父亲，隔着铁门，两人对视了很久。他从父亲的眼睛里看到了一种无言的关怀。父亲扛着铁锹干活去了，他呆在原地抽了一小时烟。
到了农场，大家听说他是于蓝的儿子，都很好奇。有的人甚至跑了几十公里路来看他，围着一圈议论着，他是长得像爸，还是像妈。他说，看什么看，我就是我。第二年，他入了伍，因为懂得操作相机，做了部队的摄影员，负责给首长照相。1974年，父亲田方去世，次年田壮壮复员回京，被安排到农业电影制片厂做摄影助理。起初师傅觉得他是干部子弟，什么都不会，不爱搭理他。
他端茶、打饭、扛机器，悉心伺候。师傅便开始教他拍电影。前列次开摄影机时，感觉“血都要爆出来了，浑身上下有一股舒坦劲儿，麻酥酥的”。那一刻，他想哭。
同样痴迷摄影的还有千里之外陕西咸阳棉纺厂的一个工人，名叫张艺谋。因为被一幅油画的色彩感染，他决定学摄影(觉得学画太迟了)，攒了两年的钱买了一台海鸥相机。为了拍出好风景，曾11次上华山。
1978年5月，北京电影学院恢复招生。田壮壮本想考摄影系，但是26岁超龄了，只能选择导演系。参加考试时，导演系的题目是分析影片《英雄儿女》，正是田方主演的电影。田壮壮对这片太熟悉了，小的时候，他就在家里听叔叔们和父亲讨论此片的拍法。只用了半小时，他就答完了卷子。走出考场，他买了一包香烟和几支冰棍，站在大树下，一边乘凉，一边等待陈凯歌。陈凯歌爱好文学，本来想考北大中文系，但落榜了，只好来考电影学院。
考政治的时候，田壮壮骑车去找伙伴儿何平(不是拍《双旗镇刀客》的那个何平)，一起去考场。何平的父亲何文今是田方的好哥们儿。进门后，老何正在翻一张报纸，告诉俩人说，肯定会考“双百”方针，你们读读。结果到了考场，田壮壮打开试卷一看，还真有这道题，并且占了七十分。就这样，田壮壮看似偶然其实也是必然地走上了电影道路。后来，北京电影学院招生考试的这天，被《电影手册》评为20世纪电影史上100个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后来田壮壮导演谈开始电影创作时说到，“当时对音乐有一种排斥，不喜欢用音乐去煽情”。
生活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平静而又精彩的。中国的传统文化崇尚自然，追求和谐。田壮壮导演的追求生活本质的想法，使得他导演的作品无不是那样的如行云流水般美丽，对情感的表现真挚细腻而又美丽，使观众就好似在那润物细无声春雨之中，在无声无息之中被感动。
看不懂的电影
上学时期的田壮壮，不修边幅，看起来落拓不羁，有一副导演的孤傲范儿。没有剃须刀，用剪子修理的胡子，冒着硬茬。夏天一身绿军装，冬天光穿军棉袄，不罩外衣。整天烟不离手，说话满嘴脏字。同学们觉得，他年龄比张艺谋要小，但看起来却苍老的多。1980年的夏天，大三时，学校新进了一批设备，为了检验性能，便让导演系的同学试一试。田壮壮和谢小晶、崔小芹等几位同学接受了任务，把一篇史铁生的小说改编成了电视短片《我们的角落》。片子送到电视台后，没有被通过，理由是太低沉灰色。这一开门黑不是个好兆头。
之后在拍短片《小院》时，田壮壮是导演，张艺谋和其他摄影系的同学是摄影师。短片还未全部完工，刚刚上任北京儿童电影制片厂厂长的于蓝交给儿子一个剧本和30万块钱，让他去云南拍摄《红象》。这就是作为“二代”的好处。田壮壮便和张艺谋等人一起进了云南大山。这是他们在学校的几次合作，此后再没有机会。1982年毕业分配时，遵循的是回原籍的原则。田壮壮回到了北影厂，陈凯歌去了儿影厂。张艺谋按说可以回西影厂，但这时广西电影制片厂专程来学校要人才，张艺谋等人被列入了名单。因为地方偏僻，大家都不想去。田壮壮为人仗义，听说张艺谋要去广西，一下子急了，回家找母亲帮忙。于蓝代表儿影厂向学校要一名摄影，但没有成功。张艺谋只好认命。
那时的中国电影界有一套论资排辈的行规，新人进厂之后，先得从场记干起，然后再当导演助理，经过十来年才有机会碰导筒，并且还要把著名导演的名字挂在前面，名为“联合导演”。但田壮壮和厂子里的导演都很熟，很快就做了“北影四大帅”之一的凌子风的助手，开始筹拍沈从文的《边城》。他拿了厂里给的一笔钱，出去选演员。趁这个机会，他把分配到各地的老同学都看望了一遍。广西制片厂很重视分来的同学，张艺谋、张军钊等人率先得到了拍片机会，正在策划《一个和八个》。田壮壮去了之后，白天主动承担起买菜做饭的活儿，让他们安心写剧本，晚上就和他们一起讨论。
从广西回京后，田壮壮遇上昆明电影制片厂的编剧严婷婷拿了一个青春题材的剧本《九月》给于蓝审查。于蓝看了后，觉得还有很多需要修改的地方。出于尊重，严婷婷也把剧本给田壮壮看了。田壮壮认为本子已经具备了拍摄基础，说如果给他机会，完全可以马上拍。大家觉得他在开玩笑，没当真。严婷婷回到单位汇报情况时，顺便也把田壮壮的话讲了。厂长听了很好奇，决定亲自来北京和这个“狂人”谈一谈。结果不到一小时，厂长就答应让他导演，给他45万块钱，唯一的条件是要过审。
当时的中国电影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制片厂只负责拍片，然后由中国电影公司统一购买和销售。一般，一部电影的底价是70万。也就是说，只要田壮壮把片子拍出来，厂里就能赚到20多万。田壮壮请来了李少红、张建亚等同学一起帮忙。片子拍完后，在北影厂举行了看片会。放映结束，近百人的影厅没一个人开口。最后还是凌子风发了言，说，壮壮，等你下一部片子我再表态吧，这部我实在看不懂。大家都偷着笑。田壮壮倒是很坦然，没有因为前辈有意见就要去修改的意思。幸运的是，这部片送到电影局后，竟然通过了。此后，几乎他的每部电影的首映会都是类似状况，“看不懂”成为观众最普遍的反映。
掉队了的田壮壮
1987年，他改编了老舍的小说《鼓书艺人》，把书里的一点进步思想内容给去掉了。老舍的儿子舒乙很不满，说他不尊重原著。双方大吵了一架。他说，要么咱们都到地底下找你爸去，看你爸对这件事是不是有意见。舒乙给气走了。他就是这么横。1988年，田壮壮执导了中国前列部反映女性未婚先孕题材的电影《特别手术室》。影片过了审查，但由于操作上的原因，一直没有发行，直到2005年才以音像制品的方式面众。这两部影片都由他的表妹夫李雪健主演。李雪健的妻子于海丹是田壮壮的表妹，把于蓝叫大姑。
同年，他拍摄了歌舞片《摇滚青年》，有拥抱、接吻、跳舞的特写镜头，受到欢迎，卖了300多个拷贝，创下当年的记录。之后他又拍摄了《大太监李莲英》。没活干的时候，他就打牌打麻将，放纵自己。而这时期张艺谋执导了处女作《红高粱》，获得柏林金熊奖最佳影片，成为中国电影在三大电影节上的首个大奖。陈凯歌去了美国留学。
这么混了几年，田壮壮也觉得没意思。1991年的某天晚上，他突然梦到了死神。这是一团云的形状，飘过来问他，你觉得我可怕吗?他说，你一点儿不可怕。死神说，死其实不可怕。醒来后，他一下子悟了，觉得人还是应该坚持自己想做的事，“一辈子拍不了多少东西,不能留下太多让人看着可笑的东西。”那年他40岁，刚好不惑。
随后，他开始筹拍《蓝风筝》，讲述建国后的社会运动对一个家庭的影响。他写了剧本拿去送审，电影局让修改。他虽然修改了，但拍的时候还是采用的原剧本。
为赶上参加1993年9月的东京国际电影节，《蓝风筝》在未过审的情况下，以日本片(有日本方投资)名义参赛。同样违规的还有张元私自送展的《北京杂种》。代表官方前往的中国电影代表团提出抗议，要求撤片，遭到拒绝后便集体退出了电影节。“火上浇油”的是，《蓝风筝》最后还获得了最佳电影奖。几个月后，荷兰鹿特丹电影节召开了一个支持中国地下电影的发布会，邀请了200多位国际记者参加。田壮壮也在场，但他发言说中国电影的问题不是靠声援就能解决的，这是中国自己的问题。组织者很不满意，觉得给他脸他不要脸。这些事激怒了广播电影电视部，1994年3月12日下发了一个通知，吊销了田壮壮、张元、王小帅、吴文光、何建军、宁岱、王光利7人的导演资格，相关单位不得协助他们拍摄作品，被称为电影史上的“七君子事件”。
田壮壮觉得自己有点冤，便去找部里的副书记田聪明说，我是审查没通过，有违规行为，但我拍的不是地下电影。田聪明告诉他，一年后会撤销这个处分。后来确实撤销了。大家一直以为，田壮壮此后十年没有执导作品，是因为禁令，其实并非如此。遭禁的名声当然会影响到他获得资源，但更重要的原因是其他方面。1994年，韩三平从峨眉电影制片厂调到北影厂任厂长。他给过田壮壮剧本，想让他拍主旋律片，田壮壮没有答应。用他的话说就是“我会拍马屁，但不会拍这种马屁。”
不过，作为北影厂的员工，他并不是什么事都没做。他扶持了很多第六代导演的创作，相继监制了章明的《巫山云雨》、路学长的《长大成人》、王小帅的《扁担姑娘》等。在《长大成人》中，他还扮演了一个精神领袖角色——朱赫来。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张艺谋拍了《活着》，陈凯歌拍了巅峰之作《霸王别姬》，捧回了戛纳金棕榈。不管是从艺术成绩还是名利收获上来说，田壮壮都掉队了。
就此息影
2002年2月，在王府井饭店举行的毕业20周年聚首活动中，表演系的谢园代表大家，给田壮壮颁发了一个“最佳沧桑奖”。的确，当时的他两鬓苍白、皱纹纵横，一脸岁月的痕迹，可谓实至名归。看着自己的同学此时都有了各自的山头，做着精神领袖，他也选了个地方，回母校任教。同时，他也在创作上复出，重拍《小城之春》这部公认的经典。之所以选择这个项目，一是因为它题材安全，二是因为还带点挑战，三是成本低，只需要三个演员和一个院子。毕竟10年了，大家都在盯着他，“必须得稳妥了”。影片由江志强的香港安乐公司投资。
新版《小城之春》除了引起学界的一番对比讨论外，没有掀起多大波澜。而同年，安乐公司投拍的张艺谋的《英雄》大火，很多已废弃的影院或文化宫，纷纷被改造成影院，以满足排片需求。国产电影开始爬起来了。时代的变化并没有被田壮壮捕捉到，他此时最想拍的是《吴清源》，但迟迟找不到资金。之后，他去云南拍了一部关于茶马古道的纪录片《德拉姆》。影片在2005年1月11日举行的中国导演协会奖颁奖晚会上，获得最佳导演奖。同天，田壮壮被发展为导演协会的会员。此时的他算是被组织接纳了，成为电影界的一员。
从世纪英雄公司找到投资后，《吴清源》终于启动。但田壮壮的着眼点不是去展现经典的对弈，而是企图探索吴清源的内心。和以往一样，他不会去拍大家熟悉的东西。影片拍摄中，公司出现财务危机，资金跟不上，他被困日本，差点回不了国。好不容易回到北京后，又没钱做后期，底片压了两年多。2007年，《吴清源》在上海电影节首映，还没放到一半，就有观众离场。这已经是大家熟悉的场景了。影片获得了金爵奖最佳导演和最佳摄影奖，但因为没有钱制作拷贝和宣传，未能上映。直到两年后，才搭上《狼灾记》的顺风车，进入了院线。
钱真是个好东西，田壮壮也有些抗不住潮流了。《英雄》成功后，江志强对第五代导演的信息倍增，于2009年支持田壮壮拍摄《狼灾记》。这个剧本是侯孝贤在90年代就推荐给他的，当时市场不景气，一直放着没动。影片以商业片形式运作，请来了明星小田切让、MaggieQ，也加入了武侠动作元素。
为了宣传电影，田壮壮破天荒地上了电视节目，和影评人来了一次对话。如今网上很红的那位喜欢给影片打1分的赛人，在节目上说“如果没有把田壮壮的每一部电影都看过的话，那是电影学院考试过不了关的。”田壮壮害羞得低下了头。尽管如此，也没有改变影片失败的命运。多年过去，《狼灾记》的豆瓣评分停留在4.3分，好于0%的剧情片。此后，田壮壮再未导过电影。
万变不离其宗的他
2002年，十年禁拍结束后，田壮壮回母校北京电影学院执教，担任导演系研究生导师、系主任;2012年，60岁的田壮壮从北京电影学院退休。2016年1月，他被聘为成立不久的上海大学电影学院导演系主任、首席教授。5月份，又被聘为学院的副院长。而在此前的2015年7月，陈凯歌已受聘为院长。一对发小以这种形式再次共事。
而对于教学事业，他这样说到，我觉得我真的是个不会做教学的人，我也不懂教育，但是电影产业也好，工业也好，它是一个庞大的体系，有很多完全对电影不知道但热爱电影的人，他们也得来知道自己是不是这块料，总得有人去办学，总要有人去梳理一些电影，像我当时回电影学院时，电影学院很多老师都不拍电影了，那出来的学生，他们都不懂什么叫拍电影了，我觉得很多拍电影的人应该回去。
如果不是参演张艾嘉的《相爱相亲》，田壮壮或许就这样顺其自然地走向历史深处。之前拍《吴清源》时，他邀请张艾嘉出演了吴清源的妈妈，所以这次来“还债”。因为影片宣传和入围金马奖的缘故，田壮壮也跟着主创团队参加了多次访谈。幸运的是，现在的记者不太记得当年的风云历史，注意力倒是被他扮演的“暖男”父亲所吸引。在前年金马奖上，导演冯小刚得了个影帝。所以，这次田壮壮入围最佳男主角后，大家盼着他也能得一个。看着职业演员被羞辱，毕竟能乐呵乐呵。最终，愿望没有实现。
在《大追捕》和《相爱相亲》中都能看到他的疲惫而沧然的身影，最近的一部是《后来的我们》。老实说，他演戏不像是在演戏。不管别人如何在戏剧情境里进进出出，他就呆在他的一亩三分地里不愿动弹，且有些心不在焉。或许正因为此，他出演《相爱相亲》在金马奖和金像奖都有男主的提名。在《后来的我们》中，面对镜头，田壮壮一脸温和地反复强调“我不是学演员出身的”，“我不是那个……专业演员”。其实早在电影开机前很久，田壮壮就去了东北体验生活。“好多东西得去找，比如我也用花镜，比如说做饭，你天天要沾水沾油，每天站在灶前面脚站的位置，这肯定要想的。”
但就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导演，在做演员的时候，更多的是放低身段。光凭这点，足以令人动容，也不难理解他为什么能完美地诠释出林父这个角色来了。这个被佐藤忠男誉为中国好的的导演，被马丁·斯科塞斯称之为前途无量的电影人，在一系列的载沉载浮中，一次次变换着面貌，又万变不离其宗地出现在我们的视野里。作为78班前列个拍电影的导演，他不像他曾经的合作伙伴张艺谋那样借深宅大院去对应我们常裹足不前的母体，他常常是不知路在何方仍要翻山越岭的。
他也不像陈凯歌，借孩子的眼光去打探成人世界的喧哗与躁动，过于早熟的他对纳入秩序没有太大的意趣。
他不像黄建新那么日常，那样乐于在推杯换盏中抒发家与国的不可分割，他相信总有一处天际，任意志转移，供灵魂游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