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导生最关注的导演们，个个都是有趣的灵魂啊
英国电影杂志《帝国》做了一期很有意思的访谈。非常好玩，亮点频出，我们一起来看看这段访谈吧：
接受采访的导演除斯皮尔伯格、芬奇、诺兰、李安，还有埃德加·赖特、阿方索·卡隆、乔·赖特、保罗· 格林格拉斯、乔斯·韦登、罗伯·马歇尔、史蒂文·索德伯格、索菲亚·科波拉、苏珊娜·比尔、亚历山大·佩恩、乔治·克鲁尼、罗杰·米歇尔这十几位业界赫赫有名的导演。
在拍摄现场你受否有过大发雷霆，拂袖而去的经历?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其实尝试过一次，但压根没有人注意到我离开了，所以我又灰溜溜地跑回了拍摄现场。
乔治·克鲁尼：我没有这么做过，因为你最终还是得回到拍摄现场继续拍戏的，这样一来岂不是太丢人了。
阿方索·卡隆：有过，最后还是得回到片场，感觉自己蠢蠢的。
埃德加·赖特：几乎就发生过一次。拍摄《屋事生非》这部剧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为7集拍摄15场不同的戏，但启用的却是一班新人演员。午饭时间我一个人 出去溜达散心，就这么一直远走越远。然后我用公用电话打给我的制片人Nira Park，电话里我告诉她：“我再也忍受不了了，你周一必须得给我换一帮人过来。”她在电话里说服了我，之后我也回到了拍摄现场。所以我算是没有发飙后拂 袖而去的经历，但我确实是那种会在拍摄现场大发雷霆的人。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从没有这么做过，也想象不出会这么做的原因。
李安：我没有离开，只是有一次在现场发飙化身为绿巨人而已。
乔·赖特：我很少对别人发脾气，说话时也尽量不用大嗓门，但我的确有过很多次一气之下离开片场的经历。我会生气，甚至流泪，但不会将气撒在别人头上。
保罗·格林格拉斯：有过一次。我实在想不出怎么去拍一场修改了八次的对白戏，而且当时还是深更半夜在沙漠里拍戏。之后我用脑袋砸一辆悍马车砸了整整十分钟，终于想到了办法。于是我欣然继续拍摄这场戏!
史蒂文·索德伯格：并没有发飙离开拍摄现场的经历，不过有一次一位演员连续两天都迟到，我去拍摄现场时倒是带着满腔怒火。
罗伯·马歇尔：压根不可能发生在我身上。
乔斯·韦登：没有过。我会发脾气，但不会很明显。我有次在审核电影特效时以一种沉默、不为人知的愤怒状态离开，不过一分钟后就回来了。
索菲亚·科波拉、苏珊娜·比尔、亚历山大·佩恩、罗杰·米歇尔也都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在片场常用的口头禅?
亚历山大·佩恩：对演员我常说：“很棒，现在再快一点。”对剧组工作人员：“如果这事情这么简单就能搞定，那我还不如请家里亲戚来帮忙。”
李安：我会对演员说：“能不能缩短对白之间的间隙?”
乔治·克鲁尼：什么时候开饭?
乔·赖特：太棒了，再来一次。
乔斯·韦登：当我希望别人尊重或是害怕我时，我会说：“伙计们，这部电影可是我说了算。”一般来说这招都没啥效果……
阿方索·卡隆：(西班牙语)让我们开始吧!谁还没有准备好?
罗杰·米歇尔：好吧，还得花多久时间?
克里斯托弗·诺兰：继续。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卡、这太棒了、再来一次!
保罗·格林格拉斯：别管他X的剧本/灯光/临演/XX，赶紧拍起来!
罗伯·马歇尔：“卡，做得很好。”我觉得肯定他人的努力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
大卫·芬奇：能不能闭上你的嘴。
喜欢用胶片还是数码?
克里斯托弗·诺兰：黄油还是人造黄油?不管选哪个拍出来的还不都是电影。
亚历山大·佩恩：当然喜欢用胶片摄影机来拍，但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放映设施，在这方面，胶片已经熟了。
李安：都喜欢，就像是在香蕉和橘子中做出选择一样。
乔斯·韦登：数码。我喜欢让事物处于一种开放的状态。我拍过的所有电影都要预排，要经得起推敲。数码的容错率更高，我也不担心会毁了电影。“这不过是0和1而已。”这是我在拍摄现场经常说的一句话。
在拍戏时会不会放音乐?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在拍一些安静的镜头时我偶尔会放一些音乐。在拍《人工智能》里最后几段大卫和母亲相处的戏时，我就放过莫里科内为《天堂电影院》创作的电影配乐。
乔斯·韦登：我从来没有这么做过。有时候在回放和审核时我会哼一下配乐，看看是否起到了应有的作用。
乔·赖特：拍戏时一直都会放音乐。我拍戏的时总是会想办法接上声音最响的音响系统，我的导演椅上甚至还有一个迷你插座，是用来给我的iPod充电的。我觉得放音乐是 和演员、工作人员沟通的一个很好方式，对于那些处于外围的工作人员而言更是这样。我还喜欢在拍戏时跳舞，这是放松的好方式。
阿方索·卡隆：不常这么干，但是在拍一些特定的镜头时我喜欢放一些特定的音乐，这会让演员更容易进入状态。卓别林以前就在拍摄现场常备一位小提琴演奏家。拍下一部戏时我考虑一直播放英格伯·洪普丁克的歌。
*英格伯特·洪普丁克：英国流行歌手。
保罗·格林格拉斯：从来没有过。不过我自己无聊时倒是会拿起吉他，走走弹弹，放松一个小时。
罗伯·马歇尔：实际上我拍的作品中绝大部分都是音乐题材的影片。所以我拍戏时喊得往往是“开机”和“再放一遍”，而不是“再来一遍”。当然，我认为拍摄时放音乐真的很棒，能够带来气氛、节奏和情感。
大卫·芬奇：除非是在拍发生在俱乐部里的戏，不然不会放音乐。
亚历山大·佩恩：不会放音乐，才没有人闲着去干这个。
李安、史蒂文·索德伯格、乔治·克鲁尼也都不喜欢在拍戏时放音乐。
在片场时，你对剧组工作人员的要求是什么?
大卫·芬奇：我告诉他们：我们来这里不是为了见证，而是为了参与。
克里斯托弗·诺兰：不能用手机，不能用手机，不能用手机，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罗杰·米歇尔：考虑在前、与人为善、不吃午饭、早点回家。
苏珊娜·比尔：不许抽烟，不许闲聊，总是用微笑或是玩笑来传达坏消息。
罗伯·马歇尔：有问题直接来找我，我在这儿就是为了解决问题的。
乔治·克鲁尼：如果有谁有好主意，直接说出来。
李安：我只希望现场足够安静，能够能够专注于工作。
埃德加·赖特：我必须要有自己的监视器，远离监视器群，离摄影机近一些。我也不喜欢有人站在我背后说话。所以我每个小时都会让副导演去清场，让说话的人离我远一些。
乔·赖特：排练时必须安静，不许大喊大叫，尊重所有人。
保罗·格林格拉斯：说出你的想法。
阿方索·卡隆：每一位优秀的工作人员都会遵守电影拍摄的一些不成文规定，例如摄影机运转时不许说话，不要站在演员视线中等等。不过每个导演都有自己特殊的规定，例如我拍 一场戏之前总是会先清场，只留下(卡隆老搭档)摄影师艾曼纽尔·卢贝兹基和副导演，我满意之后才会把想法分享给各个部门的主管。
亚历山大·佩恩：才没有什么规矩呢。你是英国人吗?要这么多规矩。我想我可能太善良了，难怪别人老是占我便宜。
史蒂文·索德伯格：不许穿露趾鞋。
一天喝几杯咖啡?
罗杰·米歇尔：我只喝绿茶或是没有咖啡因的咖啡。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这辈子一杯咖啡都没喝过，但我每天都要喝上很多杯柠檬茶。
阿方索·卡隆：不喝咖啡，早上喝绿茶，下午喝白茶，每天都要喝好多。
乔斯·韦登：一直只喝茶，但因为拍《复仇者联盟2：奥创纪元》变成每天一到两杯咖啡，间或喝杯茶。喝茶的话我可以端着茶杯从早喝到晚。
保罗·格林格拉斯：我喝过的咖啡，比我拍过的镜头还多。
大卫·芬奇：每天至多三杯。(三杯不过岗?)
李安：两杯。
乔治·克鲁尼：三杯。
罗伯·马歇尔：早上一杯，下午茶时间一杯，总是喝冰咖啡。
克里斯托弗·诺兰：因为失眠，好多次被迫戒掉咖啡，改喝茶。
史蒂文·索德伯格：这辈子没喝过咖啡，Dr Pepper才是我的最爱。
亚历山大·佩恩：大约每天三杯双倍浓缩咖啡。
埃德加·赖特：每天都要喝好多好多杯。有一天喝了足足八杯双倍浓缩咖啡，差点心脏病发。我的助理把咖啡都偷偷藏起来，以免我因为喝太多咖啡而死掉。
乔·赖特：每天都要喝好多。我上一位助理就是咖啡师，然后我办公室里还有一台咖啡机，这可是件危险的事情。
你拍戏时经历过的最棒的一天是怎样的?
乔治·克鲁尼：在拍摄《晚安，好运》(Good Night, And Good Luck)时看着大卫·斯特雷泽恩完成整整三页的对白，而且还是一遍过。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几乎每天都很棒。
埃德加·赖特：我经常会想：“难以想象这竟然是我的工作”，我真是个幸运儿。不管是组织成百上千的僵尸临演，拍摄疯狂的特技镜头，我都感觉自己很幸运，竟然把自己的爱好变成了事业。
乔斯·韦登：很难选择。任何准时收工的日子都很棒，如果这一天拍摄时还有舞蹈的镜头，那也能够入围。
阿方索·卡隆：化腐朽为神奇，让想象不到的事情发生的那一刻。
罗伯·马歇尔：第一次和演员合作的那一天，而且恰好还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演员。
罗杰·米歇尔&克里斯托弗·诺兰：杀青的那一天。
史蒂文·索德伯格：令你担忧的一场很难的戏最终变得非常简单，很快就拍完，而且还拍的很好。
苏珊娜·比尔：你非常担心的一场戏最终完成地很漂亮。
乔·赖特：拍《赎罪》的时候，有一天我们要用斯坦尼康在海滩上拍一个大远景。我们准备了一整天，但天上一直都是厚厚的云层。可在日落之时，突然天公作美，太阳越过了云层，所有条件都符合了。我们所有剧组成员，包括1000位临时演员都深深地感觉到了满足感。
大卫·芬奇：你原先的计划彻底被颠覆，然后一些奇妙的事情发生了……
李安：有很多美妙的日子，不过仔细想过之后我觉得是拍摄《断背山》时候的一天。那天我们拍的是Ennis拜访Jack父母这场戏。
索菲亚·科波拉：比尔·莫瑞在的时候。
保罗·格林格拉斯：或许是拍《血腥星期天》时的日子吧。当时我们没钱请临时演员，不得不说服当地居民配合我们拍摄，在一天下午出去游行。结果他们真的答应了，成千上万人上街游行。看 着他们的游行队列，他们的耐心，他们的尊严，他们的承诺，我知道这部电影拍出来一定会非常真实。
你拍戏时经历过的最糟糕的一天是怎样的?
乔·赖特：有个演员想要揍我，这个话题到此结束。
乔斯·韦登：拍《吸血鬼猎人巴菲》的时候，这也是我创作的第一部作品。整个拍摄过程就像是一场噩梦，有时候拍摄现场乱成一团，所有人都缺乏信心。我站在片场外面，想过 要偷偷溜走，但我意识到如果我真的就这么一走了之，而不是进去掌控住局面，那我未来就会成为一个只能修修改改剧本的可怜家伙。所以我走进了片场，这一天很 糟糕，但结局并不坏。
埃德加·赖特：这样的回忆太多了，每一部戏都有低沉的时候。拍《僵尸肖恩》时，最后的酒吧生存戏很难拍;在拍《热血警探》时，拍摄现场下起了大雨，只能在晚上拍摄，进度还特别缓慢;在拍《世界尽头》时，我记得有一天没有一件顺心的事情，我们最终决定舍弃掉这天拍的所有东西。
亚历山大·佩恩：我非常讨厌那些记不住台词的演员。每当我不得不填鸭式地教一位懒惰的演员讲台词时，我就会想起那些读过的俄罗斯小说。
你从另外一位导演那里得到的最有用的建议是什么?
索菲亚·科波拉：我爹告诉我，你拍的电影，最好的版本永远是最终送审的样片，最烂的版本永远是粗剪版本。
乔·赖特：“尽可能地学习经验，尽可能地做出努力，这样的话，一旦巨大的机遇来到你面前时，你已经做好了最大准备。”这句话是大导演西德尼·吕美特说的，不过不是对我说的，而是我在书上读到的。一般来说导演们一般不太和同行聊天。
李安：那句话我可不敢公开说出去。
克里斯托弗·诺兰：“扒光衣服(意为和盘托出)。”这句话是索德伯格告诉我的，他让我不要向电影公司隐藏自己的想法。”
史蒂文·索德伯格：把所有的东西都写下来。
乔治·克鲁尼：只拍你需要的东西。
乔斯·韦登：詹姆斯·卡梅隆告诉我：“你雇来50位业界翘楚，再带上你爱的、你信任的和你尊敬的人。然后你们一起看着监视器——结果你是唯一能够看到疏漏的人。”
罗伯·马歇尔：实际上我吸取的经验与别的导演告诉我的经验恰恰相反。有人告诉我：“记住，这里所有的人都是为你服务的。”他走后，我对自己说：“恰恰相反，我来这里是为所有人服务的。”
阿方索·卡隆：很多导演的建议都让我受益匪浅。其中最有价值的一些建议是：“管理好的你的能量。”“故事、演员、地点很重要。”
苏珊娜·比尔：当我在电影学校时，一位老师建议我们要融入剧组工作人员中去。于是我刚开始拍戏时会帮人卷电线、搬灯什么的。结果他们很礼貌地告诉我：“尽可能做好你的工作，我们也是一样。”这让我很尴尬，但确实是很好的建议。
罗杰·米歇尔：“如果你认为你需要一个特写镜头，那你真的就需要一个特写镜头。”
埃德加·赖特：约翰·塞尔斯曾经说过一句很有道理的话：“拍一个人走出车子不需要两个镜头”。不过我个人收到的最激励人心的一句话还是来自于史蒂芬·斯皮尔伯格，我在 拍摄《世界尽头》的最后一周写邮件给他，他当时给我的回复是：“祝你最后一周拍摄顺利，迎来一个完美的结局。”第二天我开工时候真的是满面春风。
亚历山大·佩恩：“总是逐一和演员说话，而且要悄悄地说。”
大卫·芬奇：马丁·斯科塞斯有一次告诉我：“你拍得不好的东西跟你拍得好的东西一样，都是你风格的一部分(弱点即个人风格)”这句话是真知灼见，也诡异地很能让人安心。”
拍片时采用真实的爆炸效果还是CGI爆炸效果?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拯救大兵瑞恩》中百分百采用了真实的爆炸效果。
亚历山大·佩恩：从来都没拍过爆炸戏。不过我有过一次爆炸性的腹泻经历，那次“爆炸”非常非常真实。所幸我的拖车离得不远。
埃德加·赖特：真实的。这样拍起来才更有趣。在《热血警探》里我们炸掉了一个迷你版警察局，引爆时我就在旁边看着。那真是太有趣了。
乔斯·韦登：真实的爆炸效果，除此之外的东西都称不上“真实”。除非出于安全方面的顾虑，否则必然是真实爆炸。
史蒂文·索德伯格&苏珊娜·比尔&克里斯托弗·诺兰&乔治·克鲁尼：真实爆炸效果。
罗伯·马歇尔&乔·赖特&李安：真实，但会采用CGI来润色。
阿方索·卡隆：真实的爆炸场面拍起来不仅更有趣，也能在片场创造出一种氛围，帮助演员入戏。
保罗·格林格拉斯：真实和CGI都用，还有增强现实技术。
为啥不改行当会计?
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我这辈子都当不了会计，我数学拿了D。
乔·赖特：拍戏是我唯一能做的，也是我唯一想从事的行业。
乔斯·韦登：我是个讲故事的人，这是我存在的意义，而且我不太会数数。
罗伯·马歇尔：可笑!数学什么的可不在我的基因里面。
史蒂文·索德伯格：我的数学好烂的。
保罗·格林格拉斯：2加2等于5，没错吧?
苏珊娜·比尔：每次我看到自己的纳税申报单，我都会立刻失去知觉。
索菲亚·科波拉：我当导演是无法避免的事情，毕竟我是在片场长大的，没有比拍戏更有趣的事情了。
罗杰·米歇尔：现在改行有点太晚了吧?
阿方索·卡隆：会计这行业已经人满为患了。
克里斯托弗·诺兰：我拍戏时涉及到的数字已经足够多了，足以填补我当会计的渴求。
埃德加·赖特：我与世界上最优秀的导演之间还有很大的差距，但我可以说如果我当了会计，那一定是世界上水平最烂的会计。
亚历山大·佩恩：滚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