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文学史：红楼梦

前列节　红楼梦的作者

《红楼梦》的原作者曹雪芹(1715?-1764?)名沾，字梦阮，号雪芹、芹圃、芹溪，是我国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先世本汉人，但很早就成了正白旗内务府“包衣”(注：包衣，满洲语奴仆的意思。清未入关前，凡所获各部落俘虏，均编为包衣，分属八旗。)，康熙朝，已是煊赫一时的贵族世家。从曾祖父曹玺起，经祖父曹寅，父辈曹颙、曹頫　，三代世袭江宁织造，祖父曹寅一代是曹家鼎盛时期，曹寅的两个女儿都被选作王妃。康熙六次南巡，有五次都以遭家的江宁织造署为行宫，后四次是在曹寅任内，可见当时曹家权势的显赫以及和康熙关系之密切。曹寅是当时的“名士”，能写诗、词、戏曲，又是有名的藏书家，著名的《全唐诗》就是由他主持刻印的。这样的家庭传统对培养曹雪芹的文艺才能起了一定的作用。曹寅死后，曹颙、曹頫相继承袭职位。其时清宫廷内部斗争异常激烈，雍正五年(1727)曹雪芹父亲曹頫因事被株连，获罪落职，家产抄没，次年全家北返，家道遂衰。到了乾隆初年，曹家似乎又遭另一次更大的祸变，从此就一败涂地了。

曹雪芹一生恰好经历了曹家盛极而衰的过程。他十三岁前曾在南京过了一段“锦衣纨袴”、“饫甘餍肥”的生活，十三岁迁居北京后，初在宗学工作了一个时期，这时他结识了敦敏、敦诚兄弟，晚年在西郊“蓬牖茅椽，绳床瓦灶”，生活更为困顿。曹雪芹从宫廷贵族下降到“举家食粥”(见敦诚赠诗)的不平常经历，使他对社会上种种黑暗和罪恶的认识比别人更全面、更深刻，对封建阶级没落命运的感受也比别人更深切，同时也使他有机会接触更广阔的社会现实，这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坚实的生活基础。

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消磨曹雪芹的志气，相反地更促使他嗜酒狂狷，对现实表现傲岸不屈的态度。敦诚的《佩刀质酒歌》题下小注记录了曹雪芹的一件轶事：

秋晓，遇雪芹于槐园，风雨淋涔，朝寒袭袂。时主人未出，雪芹酒喝如狂，余因解佩刀沽酒而饮之。雪芹欢甚，作长歌以谢余。余亦作此答之。

在敦诚的诗中还写道：“曹子大笑称快哉，击石作歌声琅琅!”从这里我们可以想见他性格的一斑。

《红楼梦》写于曹雪芹凄凉困苦的晚年。创作过程十分艰苦。小说前列回说“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真是“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可惜没有完稿，就因幼子夭折、感伤成疾，还不到五十岁，就在贫病交迫中搁笔长逝了。死后，留下的只有琴剑在壁，“新妇飘零”，连他手稿也无人整理。几个好友草草地殡埋了这位伟大的作家。

曹雪芹的未完稿题名《石头记》。基本定稿只有八十回，八十回后的一些稿子不及整理便已“迷失”。这八十回，开始在为数很少的朋友中传阅，继之则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开去。此后藏书家抄录传阅，凡三十年之久，到了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高鹗前列次以活字版排印出版，已是一百二十回。书名也由《石头记》改为《红楼梦》。后四十回一般认为是高鹗续成的(注：近来有人认为后四十回的作者并非高鹗。高鹗只是把当时各种续稿整理补订而已。)高鹗字兰墅，别号“红楼外史”，乾隆时进士，做过内阁侍读，刑科给事中等官。他根据原书线索，把宝、黛爱情写成悲剧结局，使小说成了一部结构完整、故事首尾齐全的文学巨著，从此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续作中有些篇章和片段写得也还精彩、生动，如黛玉之死，袭人改嫁等。但就总的思想和艺术成就来说，和原著还有相当距离。有些人物性格走样了，特别是宝玉中举和出家成佛被封文妙真人，以及贾府复兴、兰桂齐芳等描写，显然背离了原作的精神。

《红楼梦》的版本，大致可分为两个系统。一是八十回抄本系统，题名《石头记》，大都附有脂砚斋评语。曹雪芹逝世前的抄本，已发现的有三种，即“脂砚斋甲戌本”(1754)、“已卯本”(1759)、“庚辰本”(1760)，都是残本。其中“庚辰本”较完整，只缺两回。这些抄本因为离曹雪芹写作年代较近，所以比较接近原稿。此外重要的脂本还有：甲辰本(1784)、已酉本(1789)和一九一二年有正书局石印的“戚蓼生序本”。另一种是一百二十回本系统。上面已经提到的乾隆五十六年(1791)程伟元排印本，是“程甲本”，第二年(1792)程伟元又在前列版的基础上有所增删，再度排印，这是“程乙本”。此后还有许多版本出现，但都和程本相近。现在我们常见的两种本子，一种是一九五五年文学古籍刊行社所影印的《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它主要根据“脂砚斋庚辰本”。另一种是一九五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林》它主要根据“程乙本”。

第二节　红楼梦的思想内容

《红楼梦》和《懦林外史》出现于同一时期的所谓“乾隆盛世”。这时期从表面看来，好像太平无事，但骨子里各种社会矛盾正在加剧发展，整个王朝已到了盛极而衰的转折点。曹雪芹敏锐地感到时代风雨的来临，在自己丰富生活经验的基础上，创作了这部不朽的巨著——《红楼梦》，全面而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的特征。

《红楼梦》所描写的不是“洞房花烛、金榜题名”的爱情故事;而是写封建贵族青年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之间的恋爱和婚姻悲剧。小说的巨大的社会意义在于它不是孤立地去描写这个爱情悲剧，而是以这个恋爱、婚姻悲剧为中心，写出了当时具有代表性的贾、王、史、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其中又以贾府为中心，揭露了封建社会后期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封建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封建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使读者预感到它必然要走向覆灭的命运。同时小说还通过对贵族叛逆者的歌颂，表达了新的朦胧的理想。在我国文学史上，还没有一部作品能把爱情的悲剧写得像《红楼梦》那样富有激动人心的力量;也没有一部作品能像它那样把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揭示得如此全面、深刻，从而对封建社会作出了最深刻有力的批判。

在《红楼梦》中作者写出了各种各样的矛盾和冲突，如贵族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贵族统治者和广大奴婢的矛盾，封建卫道者和封建叛逆者之间的矛盾以及封建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等等，但其中最主要的矛盾是以封建阶级叛逆者所代表的进步势力和以贾母、贾政、王夫人等封建家长们为代表的封建势力之间的冲突。它实质上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所存在的初步民主主义思想和传统的封建主义思想与封建主义的人生道路之间的矛盾。贵族叛逆者反对科举功名，反对礼教纲常，反对封建统治阶级给他们所规定的生活道路，要求婚姻自由，男女平等，尊重个性;而封建家长们从自己的阶级利益出发，竭力想巩固封建统治，他们凭借自己的权力，不惜对叛逆者采取无情的压制。作品中这两种势力的矛盾和斗争集中地表现在贾、林、薛三人的恋爱和婚姻问题上。斗争的结果，由于力量的悬殊，进步势力失败了，形成了爱情悲剧。但封建势力也没有得到胜利，在另一个意义上说也是失败了。

作为小说中进步力量的代表，就是这个婚姻悲剧的男主人公贾宝玉。他是封建贵族家庭的叛逆者，是作者所大力肯定的人物。贾宝玉生长在珠围翠绕、锦衣玉食的环境中，一生下来，家庭就给他安排下一条功名富贵、荣宗耀祖的道路。但由于他特殊的生活经历，终于背弃了这条道路。宝玉由于贾母从小骄纵，一直“在内帏厮混”，因此他没有像贾珍、贾莲那样沾染那么多恶习，正规的封建教育他也接受不多。宝玉对贵族家庭内部勾心斗角和腐朽糜烂的现象感到厌恶，而对周围善良纯洁的女孩子们的悲惨命运却抱有同情。他住的大观园又恰是一个封建礼法统治比较松弛的地方，在一群被压迫女孩子的影响下，发展了他的叛逆性格。

贾宝玉性格上一个很显著的特点是把他的全部热情和理想寄托在那些被侮辱、被损害的女孩子身上。他认为“天地间灵淑之气只钟于女子，男儿们不过是些渣滓浊物而已”。又说：“女儿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我见了女儿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得浊臭逼人。”这种看法似乎有些怪诞，但在那个时代确是对“男尊女卑”的封建传统观念的大胆挑战。宝玉的叛逆性格还表现在对封建贵族生活的厌弃上。他恨自己生在这侯门公府之家，认为富贵二字，真正把人荼毒了。贾政要他刻苦攻读，结交官场人物，把重振家业的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可是他偏偏看不起科举仕宦，认为这只是“须眉浊物”、“国贼禄蠹”之流用以沽名钓誉的手段。有人劝他谈些“仕途经济”的话，就大觉逆耳，斥为“混帐话”。他懒于和士大夫接谈，并痛骂那些以“文死谏”、“武死战”来沽名钓誉的人物。但和那些出身寒微的人却结成了倾心之交。对贵族家庭中的种种热闹繁华，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冷漠。姐姐元春封为贵妃，“宁荣两处上下内外人等莫不欢天喜地”，只有宝玉置若罔闻。当贾珍请客唱戏的时候，他只略坐一坐，便逃开了。他和黛玉的爱情是促使他一步步走向叛逆的主要原因。宝玉在这个封建贵族家庭里，被家长们看成是“不肖的孽障”、“混世魔王”，只有和他自幼相处，从来不向他讲“那些混帐话”的林黛玉，才是他唯一的知己。他和黛玉在相互了解和思想一致的基础上产生了爱。这种爱情和历来作品中所描绘的“佳人才子”式的爱情有着本质的区别。向来戏曲小说中所描写的才子佳人，在受到封建势力的压迫时，从他们本身的幸福出发，有时虽也表现了反封建的思想倾向，但由于他们的人生道路和封建统治阶级有其根本一致之处，最后往往以夫荣妻贵的团圆结束。而宝、黛的爱情是建立在共同反对封建主义人生道路的基础上，带有更其鲜明的叛逆性质。因此这种爱情愈发展，就和封建势力的矛盾愈尖锐。在小说的三十三回中，代表封建势力的贾政想置宝玉于死地，“以绝将来之患”。宝玉遭了一顿毒打之后，非但没有屈服，反而因为认清了封建统治者的凶恶面目，他的叛逆性格更为坚定，他和黛玉之间的爱情也发展到了一个“心灵默契”的新阶段。但宝、黛之间的爱情毕竟由于孤立无援，终于在封建势力的迫害下成了悲剧，这不仅是爱情的悲剧，也是一个社会的悲剧!

从贾宝玉所走的人生道路和对他性格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他的叛逆性格的表现是多方面的，而且是“不知悔改”的。他和历来文学作品中的正面形象比较，体现着初步民主主义的色彩，显示了一种新的时代特征。但由于宝玉毕竟还是个贵族阶级的公子哥儿，他对封建主义的背叛不可能是彻底的。具体表现在他对君权、亲权的一定程度的尊重，对封建势力的反抗一般还偏于消极，不敢和它正面对抗。同时宝玉除了要求真挚的爱情和自由生活外，还提不出更新、更明确的理想，因此每当他同封建势力尖锐冲突的时候，由于找不到有力的反抗道路，就产生了想死、想“化烟化灰”等虚无主义的思想。

作品中另一个贵族叛逆者是林黛玉，她出身于“清贵之家”，由于小时父母钟爱，比较任性。后因父母早丧，寄居贾府，孤苦伶仃。环境的龌龊势利，使她“自矜自重，小心戒备”，为保持自己纯洁的个性，她始终“孤高自许，目下无尘”，并且常以“比刀子还利害”的语言，揭露周围不合理的现象，因而被人看作是“刻薄”、“小心眼”。出于她和宝玉一致的叛逆性格，她鄙视封建文人的庸俗，诅咒八股功名的虚伪。在贾府“一年三百六十日，风霜刀剑严相逼”的生活中，只有自幼耳鬓厮磨的宝玉才是她唯一的知己。她和宝玉之间的真挚感情，成了她能在这个势利环境中生活下去的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作者以极大的同情，描写了伴随着她的爱情而产生的痛苦和忧郁。在她和宝玉的恋爱过程中，由于封建环境的压力，宝钗、湘云的中途插入和她自己受了封建意识的束缚：她要求宝玉向她吐露爱情，但一旦宝玉真的向她倾诉衷情，她又“气得说不出话来”，说这是“胡说”，是“欺负”了她等等。这些，就使她经常陷入苦恼的重围，表现了一种忧郁、感伤的情绪。埋香冢，泣残红，唱出哀怨的《葬花词》以及常常在潇湘馆迎风洒泪等，都是这种心情的抒发。它反映了封建社会妇女的共同不幸，同时也表现了贵族小姐自身的软弱。

作品写出黛玉与宝玉的爱情达到心灵默契以后，和封建势力的矛盾越来越大，黛玉的痛苦也越来越深。但她始终保持着和封建势力不妥协的态度，对宝玉的爱情也至死不变。在焚稿断痴情一回中，她一面吐血，一面焚稿，以死向这个黑暗的社会表示最后的反抗。在黛玉身上又使我们看到一种新型妇女的思想意识的萌芽。

薛宝钗是书中和林黛玉相对立的现象，在她身上体现了封建主义的理想和人生道路。薛宝钗出身于“珍珠如土金如铁”的皇商家庭，为待选入宫而进京。她受封建主义的影响很深，表面是“罕言寡语，安分随时”，实际上有她的“青云”之志。她熟谙世故，城府极深，善于把自己的真情实感掩盖起来，在人前装得特别的老实。在人事关系复杂、彼此勾心斗角的贾府里，她常以“不关己事不开口，一问摇头三不知”的态度，与周围人物相处得水乳交融。为了逢迎封建统治者，以达到做“宝二奶奶”的目的，她使出了各种手段。当贵妃从宫里送来灯谜时，她心里明明觉得“并无甚新奇”，却“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当贾母给她做生日时，问她爱听什么戏，爱吃什么东西，她就按照贾母的爱好回答。这些都表现出她的虚伪、世故。更严重的是，金钟儿分明为王夫人逼死，事后连王夫人都有点“心里不安”。但她却说她“不是赌气投井，多半他下去住着，或是在井旁边儿玩，失了脚掉下去的……。”“姨娘也不劳关心。十分过不去，不过多赏他几两银子，发送他，也就尽了主仆之情了。”这分明是说假话，表现多么冷酷无情!为取得人们的好感，她有时更用小恩小惠来收买人心。如帮助探春理家时，就用“小惠全大体”的办法，骗取了奴仆们的赞赏。以至像从来好妒忌的赵姨娘也要夸她。“真是大户的姑娘，又展样，又大方，怎么叫人不敬重。”

这位具有浓厚封建意识的贵族小姐，她对宝玉并非没有感情，但对他的“痴”、“狂”深为不满，说他是“无事忙”、“富贵闲人”。她一有机会，就要劝他学些应酬世务、讲些仕途经济，便于日后博取功名富贵。但这样做的结果只有使宝玉越发反感。说她“好好一个洁白的女子，也学的沽名钓誉，入了国贼禄蠹之流”。由于她在贾母、王夫人等身上下功夫，最后达到了和宝玉结婚的目的，但她并没有得到爱情的幸福，自己也做了封建主义的牺牲品。

通过薛宝钗这个形象不仅更鲜明地反衬出宝、黛的叛逆性格和他们的真挚爱情的可贵;而且也具体、深刻的揭示了宝、黛爱情悲剧的社会根源。贾府封建家长们从维护自己的家庭利益出发，要求宝玉将来能支撑这个摇摇欲坠的世家门户，因此在他们考虑宝玉的配偶时，必须服从于这个总的目的。出身于皇商之家，受封建闺范教育很深，而又那样聪明、能干的薛宝钗，当然就成了他们最理想的人物。他们考虑到：宝玉和宝钗成亲之后，不仅可以使薛、王两家的关系更密切;而且宝玉也会在宝钗的朝夕规劝之下，逐渐改掉这种“痴”、“狂”的性格，走上他们所切盼的“科举仕宦”、“荣宗耀祖”的道路。而薛、王两大家族，从他们自身的利益考虑，也竭力想使宝钗能和宝玉相结合，以便进一步取得贾府的帮助和支持。很清楚，宝玉和宝钗的结合正是体现了贾、王、薛这三个封建大家庭的共同利益。这里我们看到，婚姻已经不单是男女双方自己的事，而是直接关系到家族和阶级的命运。在宝钗的背后有强大的封建势力作她的后盾，这就决定了宝、黛之间的恋爱只能以悲剧结束。

《红楼梦》在展开爱情悲剧的同时，揭露了贾、薛、王、史等封建大家族的腐朽和罪恶，这在封建社会的末期有其典型意义，它们是整个即将没落的封建统治阶级的写照。小说的第四回写了薛家公子薛蟠，因霸占丫头，平白地打死了人，竟一走了事，作案一年，官府不敢究回。金陵应天府尹贾雨村初上任不知内情，本想依法办理，一个门子止住了他，并向他介绍了一通“护官符”的缘由：“如今凡作地方官的都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势极富贵的大乡绅名姓，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也难保呢!所以叫做‘护官符’。”于是贾雨村就“徇情枉法，胡乱判断了此案”，事后又连忙修书二封给薛蟠的姨父贾政、舅父王子腾请他们放心。“护官符”不仅深刻地暴露了当时官场、吏治的黑暗腐败，而且表明了四大家族在那个封建社会里有着何等强大的政治势力。

在这些贵族大家庭中间，贾府无疑是最有典型意义的，也是作者揭露和批判的主要对象。从表面看，贾家似乎是个“昌明隆盛之邦，诗书簪缨之族”，实际在这个大家庭中充满着罪恶，而且内部已经腐朽不堪。封建主子们生活穷奢极侈，他们平日吃一种茄子，也要配上几十种的佐料，办一桌酒席就要花百十多两银子，甚至一席小小的“螃蟹宴”就够“庄稼人过一年了”。遇到有事如贵妃省亲，秦可卿出殡，贾母做生日，那花起银子来，更是像淌海水似的。十八回中描写贵妃省亲时的那种穷奢极侈的情况，连贵妃自己也都感到“太奢华过费了”。贾府究竟靠什么来维持这样豪华的生活呢?作品告诉我们主要是靠封建地租的残酷剥削和放高利贷。直接承受他们残酷剥削的是无数像黑山村农民那样的佃户。这些佃户用自己的血汗供养着他们，可是还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五十三回写乌进孝缴租，在乌进孝的帐单上详细开列着各色物品的名称数目，除实物地租、贷币地租之外，还有从山珍海味一直到柴炭燃料的大量贡物。在这些被无偿占有的劳动成果里，凝聚着多少农民的血泪!但贾珍看了他的帐单大发牢骚，认为“这够做什么的?如今你们一共只剩了八九个庄子，今年倒有两处报了旱潦，……真真是叫别过年了!”当农民们的血汗被他们榨尽，因而无力供应上他们挥霍无度的生活时，这个贵族大家庭经济的入不敷出的情况就愈来愈严重，从而出现了日益凋零衰败的景象。小说还用了不少笔墨揭露了这些封建主子们的荒淫无耻的生活，这是当时整个统治阶级腐朽堕落的反映。贾赦头发花白，儿孙成群了，还硬要讨母亲的丫鬟鸳鸯做小老婆。贾珍、贾莲、贾蓉之流，即使“热孝在身”，也还一边“稽颡泣血”，一边“狂嫖滥赌”。在焦大的一次醉后大骂中，把贾府中的荒淫生活作了痛快淋漓的揭示。柳湘莲也说：贾府“除了那两个石头狮子干净罢了!”为了满足贪得无厌的欲望，他们有时甚至不惜坑害人命。如贾赦为了夺取几把扇子，就勾结官府把石呆子害得家破人亡。凤姐为了三千两银子，破坏了张金哥的婚事，害死了两条人命。在这个贵族家庭内部的兄弟之间、婆媳之间、夫妇之间、妯娌之间、嫡庶之间都充满着矛盾，“一个个都像乌眼鸡似的，恨不得你吃了我，我吃了你”。在众多的封建家庭的主子中，王熙凤无疑是一个塑造得最成功的典型。作者通过她，更充分地揭示了这个大家庭的腐朽和罪恶。

王熙凤出身于“金陵一霸”的王家，它和贾家是世代姻亲，叔叔王子腾从京营节度使升任九省都检点，是当时在朝统领军权，声势煊赫的人物。王熙凤到了贾府，又成了贾母最宠爱的孙媳妇，她凭借优越条件和她的聪明才干，掌握了这个贵族大家庭的权柄。她是除了金钱与权势之外，什么也不相信的人。为了追求金钱、权势，她可以肆无忌惮地干出各种坏事，连统治阶级所竭力宣扬的阴曹地府的威力，也不加理睬。虚伪的伦理道德，已无法掩盖她罪恶的本质。“毒设相思局”，“弄权铁槛寺”，设计陷害尤二姐，以及帮助王夫人瞒消息设奇谋害死黛玉等一系列罪行，充分表现了她那阴险、恶毒、贪婪的性格。作者把这个“嘴甜心苦，两面三刀”的形象，描写得这样的生动出色，这是艺术地概括了封建统治阶级掌权者的性格特征的。

在这个封建贵族家庭的底层，生活着一群被奴役、被压迫的丫鬟。这些奴婢，有的是“家生子儿”，世代都是贾府的奴隶;有的是穷困不堪的劳动人民被卖掉的儿女，他们一进贾府，也毫无人身自由。由于被侮辱、被损害的共同命运，她们和封建主子之间存在着尖锐的阶级矛盾。在和封建势力的斗争中，她们和贵族的叛逆者站在一边，相互支持、彼此关怀。那些封建主子们，尽管他们内部勾心斗角，但在对付这些丫鬟的态度上却是完全一致。他们只许那些丫鬟们服服贴贴地供他们驱使，按照他们的意志去生活，一不留意，就会遭到他们的迫害。抄检大观园就是主子们对丫鬟的一次残酷的镇压，也是封建势力对进步势力的一次大进攻!通过这些丫鬟们的悲惨的遭遇，使我们看到了和她们相联系的封建社会中那些被压迫、被蹂躏的妇女们的血泪史，从而有力地控诉了封建统治阶级的罪恶。

在这些丫鬟中间，除了个别人物如袭人之流甘心充当奴才之外，她们多半善良、纯洁，有的还敢于反抗。小说的作者以同情赞美的态度，描写了这些被压迫女孩子们的斗争精神和反抗性格。

晴坟是这些丫鬟中一个最光辉的形象。在她身上比较集中地表现了封建社会中地位卑贱的妇女们的优秀品质。晴雯出身低贱，十岁就被卖给赖大，连家乡、父母都不知道。只因她生得“十分伶俐标致”、“贾母见了喜欢”，就被赖大母亲当做一件小玩艺孝敬了贾母。晴雯性格倔强、敢怒敢骂，她不想奉承谁，也决不向封建势力低头。她讽刺“往高枝上爬”的小红，鄙视向王夫人叩头谢恩的秋纹，对袭人的卑污灵魂更一再予以无情的揭露。她说：“难道谁比谁高些!……冲撞了太太，我也不受这口气。”抄检大观园时，袭人、麝月之流，在气势汹汹的封建势力面前，无不战战兢兢、俯首贴耳，但晴雯则不然，她“挽着头发，闯进来，豁琅一声，将箱子掀开，两手提着底子，往地下一倒，将所有之物尽都倒出来”，充分表现出对他们的蔑视，而且还当场痛骂了狐假虎威，狗仗人势的王善保家的。作者热情洋溢地歌颂了这个“心比天高，身为下贱”的少女，除了突出她敢于嘻笑怒骂的坚强反抗性格外，在“勇晴雯病补孔雀裘”、“俏丫鬟抱屈夭风流”等章节中，作者又出色地表现了她的真率、热情和勇于助人的品质，从而使整个形象，闪耀着诗意的光辉!晴雯这种精神品质，在封建贵族叛逆者宝玉的心里，引起了高度的共鸣。她的悲惨的结局，预示了宝、黛爱情不可避免的悲剧命运。

鸳鸯也是这些女奴中的一个光辉的形象。她是个“家生子儿”，贾母的贴身侍婢，因伏侍贾母这一特殊地位而受到人们一定的重视。表面看来鸳鸯是个很和顺的女孩子，平素不露一点锋芒，但她长期生活在贾府里，早已看透了这个贵族家庭的腐朽和罪恶，所以当贾赦让邢夫人和她嫂子诱使她作妾时，遭到了她的强烈反抗。她冷嘲热讽地对她嫂子说：“怪道成日间羡慕人家的丫头做小老婆，一家子都仗着他横行霸道的，一家子都成了小老婆子，看的眼红了，也把我送在火坑里去。我若得脸呢，你们外头横行霸道，自己封就了自己的舅爷;我要不得脸，败了时，你们把忘八脖子一缩，生死由我去!”这是多么沉痛有力的控诉。鸳鸯十分鄙视贾赦的为人，坚决拒绝作妾：“别说大老爷要我做小老婆，就是太太就会子死了，他三媒六证的娶我去做大老婆，我也不能去。”贾赦一听鸳鸯不肯屈从，就以断绝她的一切生路进行威胁：“我要他(鸳鸯)不来，以后谁敢收他?……凭他嫁到了谁家，也难出我的手心。”鸳鸯面对这样的威逼，还是毫不动摇，她当着贾母等众人的面，铰发立誓：“我是横了心的，”这辈子“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一刀子抹死了，也不能从命!”她如此蔑视主子的“赏识”，坚决反抗主子的迫害，这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啊!

迎春的丫鬟司棋和表弟潘又安相爱，这本是很正常的行为，但在贾府这个贵族家庭里，主子们的淫乱可以被视为合法，而青年男女之间的恋爱却被以“事关风化”而严加禁阻。在抄检大观园时，当司棋与其表弟间互赠信物，私订终身的事被主子发觉发后，“大家都吓了一跳”，司棋却自信光明磊落，“并无畏惧惭愧之意”，最后和潘又安双双就死，表示了他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并以此捍卫了自己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从上面分析中，我们看到了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中，集中了各种各样的矛盾，而且这些矛盾又是这样的尖锐，成了病入肓的不治之症，正如书中人物冷子兴所说的“如今外面的架子虽没很倒，内囊却也尽上来了”。小说的后半部，通过许多具体生动的描写，表现了这个封建大家庭大厦将倾的必然趋势。这显然不是一个家庭的个别现象，而有很大的典型意义，它预示着封建制度灭亡的命运已无可挽回了。

曹雪芹虽然不满封建贵族家庭的种种腐朽和罪恶，对它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但对自己的阶级仍抱有同情，因此作品在写出那个封建贵族大家庭没落的同时，也流露了作者惋惜和感伤的情绪。曹雪芹还不能从当时社会的本质矛盾上去看待问题，因此对受害者不幸命运的描写，还带有宿命论的色彩;对宝玉叛逆性格的意义也不能很好理解，而以“情痴”、“情种”和“意淫”来解释，从而使小说的一些情节，蒙上了一层神秘主义的烟雾。作者对贵族的叛逆者虽然采取了歌颂的态度，但由于自己还缺乏明确的理想，在思想上存有“色空”观念，所以在作品中就反映出一些虚无主义思想。作者把宝、黛爱情写得非常缠绵、纤细，这是完全符合人物性格的，在当时也有进步意义，但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恋爱至上的倾向往往也给读者带来不健康的影响。

第三节　红楼梦的艺术成就

曹雪芹在全书前列回就表明了自己的创作主张。他不蹈历来野史的旧辙，更反对才子佳人小说的“千部一腔，千人一面”“和“假捏出二人名姓，又必旁添一小人，拨乱其间”;而是根据自己“半世亲见亲闻来创作”，“其间离合悲欢，兴衰际遇，俱是按迹循踪，不敢稍加穿凿，至失其真”。有人据此把《红楼梦》的创作过程，看成是现实生活的刻板记录，因而对它作了各种各样的“索隐”，说它影射这个、影射那个;或者认为它写的就是曹雪芹自己的身世。这些看法显然都是错误的。它实际上只是说明了作品所反映的内容是和作者的出身经历有关，其中人物也大都有实际生活中的真人作基础，因此它完全不同于历来公式化、概念化的才子佳人小说和一切脱离生活的作品。四十二回中，作者借宝钗论画，进一步表达了对艺术创作的观点：“你若照样儿往纸上一画，是必不能讨好的。这要看纸的地步远近，该多该少，分主分宾，该添的要添，该藏该减的要藏要减，该露的要露”。这里证明作者所提倡的是在生活真实基础上提高了的艺术真实，而非生活的照样记录。曹雪芹正是以十年辛勤的劳动，对生活素材进行了严格的挑选，把自己观察、体验到的丰富的社会生活作了高度的加工、提练，才能创作出像《红楼梦》这样典型、这样集中、这样完美的反映社会的作品。它像生活本身那样丰富、复杂而且天然浑成，表现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高度成就。

曹雪芹在广阔的社会背景上，以精雕细琢的工夫，描绘了一大批活生生的典型形象，他们有正面的，有反面的，有主要的，也有次要的。而且其中不少形象，如宝玉、黛玉、宝钗、凤姐、刘姥姥等已流行在生活之中，成了不朽的典型。作者能把关系十分亲近的人，写得个性分明。尤二姐尤三姐是姊妹，但前者是忍受凌辱，不敢反抗的女子，后者是敢于反抗、大胆追求爱情的刚烈女性。薛蟠、薛宝钗是兄妹，但前者是个典型的呆霸王，后者却是标准的封建淑女。其他如迎春、探春、惜春，他们姊妹之间的性格差别也是那样的鲜明。作者又善于在那些性别相同、年龄、性格又十分相近的人物中，把他们细微的性格差别明显地表现出来，妙玉的孤高和黛玉的孤高不同，史湘云的豪爽和尤三姐的豪爽有别。平儿的温顺中透露出善良，袭人的温顺中表现出世故。凤姐的泼辣中暗藏着狡诈，探春的泼辣中体现着严正。

曹雪芹在描写人物时，根据他们所处的不同地位，分别采用不同手法。对一些主要人物，通过不同情节，从不同的角度层层深入地镂刻出他们最主要的性格特征：如宝玉对女孩子的热爱与同情;黛玉的孤高自许、多愁善感;宝钗的虚伪和会作人;王熙凤的泼辣、奸诈和狠毒;都表现得特别的突出。对人物其他方面的特征则采用了前后重点不同的补充描写的方法，从而使这些形象表现得十分深刻、饱满，给人以不可磨灭的印象。对比较次要的人物，一般是先用淡淡的几笔带过，等到一定时候，就抓住典型事件集中描写，突出其性格特征。如探春形象的刻画，在她初次出现时并不引人注意，但到了“理家”和“抄检大观园”中，就突出她的性格特征，给人们留下了鲜明的印象。

《红楼梦》善于把人物放在特定的艺术气氛里，来烘托出人物的内心情绪，给读者以强烈的感染。这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典诗词和戏曲中情景交融的描写。它和《水浒》、《三国》等小说主要以故事性强来吸引读者有所不同。如小说写大观园的前列个春天，几乎大观园中每一个人都感觉到春天的温馨。在这种欣欣向荣的气氛下，宝、黛的爱情也在顺利地发展着。二十九回起着力写出宝、黛爱情的矛盾和痛苦，这时气候也令人特别烦躁。三十五回起，宝、黛之间的感情纠葛解决了，随着爱情的成熟，转入了一个平静的阶段，这时天气也转变为清爽、宁静。但随之而来的他们的爱情和封建环境的矛盾更加尖锐，终于不能解决，这时气候又转入无限的萧瑟、悲凉，出现了一股浓烈的悲剧气氛。《红楼梦》就这样出色地用气氛烘托人物内心情绪，创造出一种很高的艺术境界，使作品中的爱情描写更富有强烈的感染力。在用环境来烘托人物性格方面，《红楼梦》也达到了极高的成就，在潇湘馆、蘅芜院和秋爽斋等描写中，环境的特点和人物性格无不异常协调。如潇湘馆的竹林、垂地的湘帘、悄无人声的绣房和透出幽香的碧纱窗，组成了一个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这个境界不仅和黛玉的气质完全相吻合，而且它反过来又把黛玉的形象衬托得更优美动人。

在我国古典小说中向来不大重视人物的内心描写，但在《红楼梦》中则有许多地方描写得极为深入、细腻，成功地揭示了人物的精神面貌和他们的内心秘密。二十三回“牡丹亭艳曲警芳心”中写出了正处在初恋时期的林黛玉，在听到表现少女青春觉醒的戏文时，所产生的种种细微曲折的感情：起初“十分感慨缠绵”，继之以“心动神摇”，“如醉如痴”，最后掉下了眼泪。三十二回中，当黛玉听到宝玉背里和史湘云、袭人说她从来不说那些“仕途经济”的“混帐话”以后，作者这样描写她当时的心理：黛玉听了这话，不觉又喜又惊，又悲又叹。所喜者：果然自己眼力不错，素日认他是个知己，果然是个知己;所惊者：他在人前一片私心称扬于我，其亲热厚密，竟不避嫌疑;所叹者：你既为我的知己，自然我亦可为你的知己，既你我为知己，又何必有“金玉”之论呢?既有“金玉”之论，也该你我有之，又何必来一宝钗呢?所悲者：父母早逝，虽有铭心刻骨之言，无人为我主张;况近日每觉神思恍惚，病已渐成，医者更云：“气弱血亏，恐致劳怯之症。”我虽为你的知己，但恐不能久待;你纵为我的知己，奈我薄命何!

通过以上深入、细致的描绘，出色地表现了黛玉内心深处种种隐微曲折的情感，从而深刻地揭示了人物性格。

在《红楼梦》中充满着日常生活的描写，这些描写是那样的细腻、逼真，这显然是受了《金瓶梅》的影响。《金瓶梅》在日常生活的描写方面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但其中也有不少琐碎的刻划，缺少深刻的思想内容。《红楼梦》中日常生活的描写，都是经过了作者精心的提炼，富有典型性和倾向性，比起《金瓶梅》来又大大提高了一步。通过这种描写，发展了故事，显明了性格，展开了矛盾斗争。如小说中描绘贾府无数次宴饮，本来很容易写得平庸、重复，但作者能表现出每次宴饮的不同内容和特点，通过这些描写不仅显现出各色各样的人物性格;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封建贵族大家庭由盛而衰的变化。如七十五回中写贾母等人中秋赏月，参加的还是过去那些人，席上摆的依然是山珍海味，可是先前场合所常见的热烈气氛已一扫而空，大家都在那里强颜欢笑，最后落得个酒阑人散，月冷灯昏，笼罩着一片凄凉悲惨的气氛，表现了这个贵族大家庭的没落和衰败。作者又善于在日常生活的描写中掀起大波澜，使情节有起有伏，不会给人以沉闷的感觉。小说中宝玉挨打是最大的波澜之一，在它出现之前，各种矛盾都已酝酿成熟。作者先以很多的情节写宝、黛之间经过反复的试探后感情越来越深，他们和整个封建势力的矛盾也更加尖锐了。随着贾环进谗，言说金钏儿投井自杀乃宝玉所为和忠顺亲王府来索取蒋玉函，就使贾政对宝玉的憎恶达于极点。这样宝玉挨打这一大事件的出现就成为势所必然，它表现了作品中两种敌对势力的剧烈冲突。在这一事件中，不仅进一步表现出贾母、贾政、王夫人、贾环等人的性格;事后又引出宝钗送药、黛玉探伤、晴雯送绢、黛玉题诗等一系列新的情节，从而使宝、黛之间的感情和他们的叛逆性格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抄检大观园也是小说中一个大波澜，在抄检中，随着作者的笔锋所至，一个接一个的人物形象，鲜明地出现在读者的面前。抄检结果逼死了司棋和晴雯，赶出了四儿和所有唱戏的女子，促成了芳官、藕官、蕊官的厌世出家，结束了大观园中的欢乐生活。从此贾府也越来越衰败了，作品中的悲剧的气氛也越发浓厚了。从上述分析中看出这些大波澜既是日常生活中各种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又常常是整个故事发展的关键和转折点，通过它把小说中的故事情节和矛盾冲突推向一个新的高潮。

《红楼梦》的语言最成熟，最优美。其特点是简洁而纯净，准确而传神，朴素而多采，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小说中那些写景状物的语言，绘色绘声，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宝钗扑蝶、黛玉葬花、晴雯补裘、湘云醉卧芍药裀等，全然是一幅幅美丽的图画，在这些画面里，人物的神态也得到了充分的表现。小说有时在突出人物情态的时候，往往一句话，甚至一个字都是凝聚着重量。如二十三回里宝玉被贾政叫去的一段描写。

……惟宝玉喜之不胜。正和贾母盘算，要这个，要那个，忽见丫鬟来说：“老爷叫宝玉。”宝玉呆了半晌，登时扫了兴，脸上转了色，便拉着贾母，扭的扭股儿糖似的，死也不敢去。……宝玉只得前去，一步挪不了三寸，蹭到这边来。……宝玉只得挨门进去。……(贾政)说毕，断喝了一声：“作孽的畜生，还不出去!”……宝玉答应了，慢慢的退出去，向金钏儿笑着伸伸舌头，带着两个老嬷嬷，一溜烟去了。

在这段描写中，作者采用了“挪”、“蹭、“挨”、“退”、“一溜烟”等词，异常准确而逼真地刻画在宝玉的种种神态，充分地表现了他前后判然不同的情绪。

《红楼梦》中的诗词能和人物、故事紧紧揉合在一起，它们被熔铸在整个艺术形象中，从而对人物性格的塑造，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在黛玉的《葬花词》、《秋窗风雨夕》和《柳絮词》中，出色地表现了这个少女的多愁善感和孤芳自赏。宝钗的《柳絮词》表面上是“温柔敦厚”，骨子里野心勃勃。这正是这个封建淑女的心理写照。在宝玉的《芙蓉诔》中反映了他和封建环境对抗的精神，从而表现了他的坚强不屈的叛逆性格。

《红楼梦》在艺术结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也是非常突出的，在它以前的长篇小说以《三国演义》的结构为最完整。但《红楼梦》比起《三国演义》来显得更宏伟、更严密、更完整。小说为了表现十分丰富复杂的社会生活以及服从作品中矛盾斗争和人物性格发展的要求，全书以贾宝玉和林黛玉的爱情和贾府的由盛而衰为线索，把众多人物和复杂、纷繁的事件组织在一起，这些人物、事件交错发展，彼此制约，构成了一个巨大的艺术结构。这个结构的内部百面贯通，筋络相连，纵横交错，但又主次分明，有条不紊，它使我们感到生活的河流在那里波澜壮阔、汹涌澎湃地前进!

《红楼梦》接受民族文化传统是多方面的，前代的诗歌、散文、戏剧、绘画等都给了它一定的影响，特别是《西厢记》、《牡丹亭》这些优秀的作品对它的思想影响更为明显。而《金瓶梅》这类小说在题材和描写手法上对它的影响更为具体。《红楼梦》的作者就是在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基础上进行了巨大的创造和发展，使它成为我国古典小说现实主义的高峰。所以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

第四节　红楼梦的影响

《红楼梦》问世不久，曾经以手抄本的形式流传了三十年，被人们视为珍品。“当时好事者每传抄一部，置庙市中，昂其价，得金数十，可谓不胫而走者矣!”(程刻《红楼梦》程伟元序)及用活字印刷出版后，立即流行南北。从清代一些文人笔记的零星记载中，看到《红楼梦》已成为当时人们谈论的中心。京师流传的竹枝词说“开谈不说《红楼梦》，纵读诗书也枉然!”在谈论时，有时因双方争执不下，“遂相龃龉，几挥老拳”。民间戏曲、弹词演出《红楼梦》时，观众为之“感叹欷　，声泪俱下”(梁恭辰《劝戒四录》)。甚至有人读了《红楼梦》，由于酷爱书中人物以至痴狂(见邹　《三借庐赘谈》;陈其元《庸床斋笔记》等书。《红楼梦》所以如此受到人们喜爱，是因为它的深刻的反封建思想内容，有力地鼓舞着人们去反对封建主义的束缚，追求新的思想。也正因为这样，封建统治阶级对《红楼梦》表现了深恶痛绝，斥为“淫书”、“邪说”，诅咒它的作者曹雪芹必得恶报，并进而严行禁毁。然而由于人民的喜爱，统治阶级始终没有办法禁绝它的流传。

几乎从《红楼梦》开始流传时起，就有不少封建文人写出大量的续书，如《后红楼》、《红楼补》、《红楼复梦》、《红楼圆梦》等等。它们都是才子佳人大团圆故事的翻版，严重地歪曲了《红楼梦》的主题思想，成为《红楼梦》后我国小说发展中的一股逆流。

在我国文学发展的过程中，《红楼梦》杰出的现实主义创作成就，给后代作家提供了丰富的艺术经验，直至我国现代文学中，也有明显受《红楼梦》影响，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品。历来以《红楼梦》题材创作的诗、词、戏曲、小说、电影就更不胜枚举。

两百年来对《红楼梦》的研究工作一直没有间断，并有大量的研究著作产生，成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红学”，这在我国文学史上是罕有的现象。这项研究工作随着时代的发展不断地向前推进，前人的观点、评价不断地受以后人批判地继承。“旧红学”的代表是索隐派，他们对《红楼梦》作了各种各样的“索隐”，有的说小说写的是康熙朝宰相明珠的家事，贾宝玉就是明珠的儿子纳兰容若;有的认为小说影射的是清世祖与董鄂妃的恋爱事迹;有的认为小说描写康熙朝的政治，说作者是抱民族之痛，目的在“吊明之亡，揭清之失”等等。“五四”时期出现了“新红学派”，他们用实验主义和主观唯心论的考证方法，批判了索隐派，但又认为《红楼梦》就是写曹雪芹自己的家庭历史，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说贾政就是曹頫，贾宝玉就是曹雪芹。这种自传说的影响比“索隐派”大，危害也深。解放后，才开始用马列主义观点研究《红楼梦》，小说的进步思想倾向和可贵的艺术价值才逐渐为人们所认识。一九五四年，毛主席写了《关于红楼梦研究问题的信》，发动了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伟大运动，批判了存在于《红楼梦》研究中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观点，从而把《红楼梦》的研究引上了正确的道路。

只有在人民的时代，《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价值和它所包含的巨大的社会意义，才可能得到正确的阐明。目前对《红楼梦》的研究虽然已经取得一定成绩，但它的丰富复杂的内容，精深的艺术成就还有待于我们作更深入、细致的发掘。